今年夏天，远在昆明的五叔去世了。

虽然是以92岁高龄寿终正寝，但在家族群里得到这个消息后，我仍然几天心情无法平静。从小，我就知道我爸爸有个弟弟远在昆明。虽然这一生，在我有记忆以来我只跟他见过两次面。但不妨碍我在情感上对他的认同，甚至任何时候看到昆明或者提到昆明，我都有一种亲切感，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血浓如水的亲情吧。

老百姓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，五叔一生更是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。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，社会大变革的前夕，年轻的他不甘在农村度过一生，四处求学谋生。曾经在江南无为县教书，因为水患，学生交不起学费，正好有国民党军队路过，和他一同在江南教书的表哥跟着国民党军队走了，他没有去，后来我们问过他：为什么表哥跟着国民党军队走，你不去。他说：我看报纸，觉得国民党军队要败，而且看国民党军队的作派就不得人心。事后证明，五叔的决定是正确的，他的表哥跟着国民党军队到了浙江境内，就被俘虏，遣送回老家，解放后表哥仍然教书，但这一人生“污点”最终在文革中要了他的命，他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，自杀身亡。

五叔没有跟着国民党军队走，只能回家，兜里揣着的几个大洋不舍得坐车，一路走回家。走到半路，借宿一户人家，不想半夜国民党军闯入，那几块大洋还被抢走了。回家后一样没有出路，只得再出门谋求生路。这一次是去了南京，那时候南京已经解放，最终因为有点文化，跟着南下解放大军去了大西南。这一去，就如同蒲公英的种子被大风刮走，在那里落地生根，把他乡变成了故乡，故乡变成了他乡。

五叔这一生只回过安徽三次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因为我的爷爷被定为地主，所以虽然隔着万水千山，地主的帽子依然像山一样压着他，远在安徽的他的父母兄弟以及他唯一的妹妹，都被这顶巨大的帽子压得喘不过气，所以父子兄妹各不能顾。独在异地他乡的五叔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，只能一切靠自己。他和我安徽六安的三伯、在枞阳县城的我的父亲、安庆的我唯一的姑姑，如同巨石重压下的小草，千方百计求生存。一面苦活累活抢着干，一面积极寻求组织认可，一个月写一份入党申请书，人性中的丑恶在那个年代有充分体现，所以父辈们生存的艰辛可想而知。好在80年代后，国家步入正轨，我的五叔也迎来了自己幸福的晚年离休生活，虽然儿子跟他不对路，对此他多次在电话中向我们抱怨，但好在女儿孝顺识大体。生前，他曾想百年后落叶归根，可是安徽现在已经殡葬改革，归葬祖坟已是不可能。所以今年8月份，五叔去世后，安徽亲人在虽耄耋之年但身体健康、思维清晰的姑父带领下去云南奔丧，和他的儿孙辈让他就在昆明入土为安，对于五叔来说，昆明有他血脉相承的儿孙。他乡已经是故乡。我的姑姑曾经说过：当年我的爷爷非常重视几个儿子的读书，即使在农忙季节，家中人手不够，宁愿花钱请短工，也不要儿子们放下功课帮忙。为了儿子们清净读书，还让几个儿子住到山上庙里，我才几岁的姑负责给几个哥哥送饭。现在，那在庙中读书的人都已经作古，如果这个世界有灵魂，愿我的三伯我的父亲我的五叔在天堂能够相见。